| 莎士比亚与成兆才戏剧比较谈 |
| 作者：赵朕 作于：2007-4-23 16:41:01 访问：585 评论：0（查看评论）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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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比较文学专家纪延（G•Gnilen）说：“只有当世界把中国和欧美这两种伟大的文学结合起来理解和思考的时候，我们才能充分面对文学的重大理论问题”。⑴诚如斯言，作为东西方文学的典型代表的中国和欧美文学，由于产生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反映着不同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因而也就产生了不同的文学规范与格式。但也应看到，任何形态的文学都不是孤立地发生发展的。它们往往摆脱不开反映“先民文化思想”的“原始类型”的影响⑵，也摆脱不开善与恶、美与丑、情感与理智、正义与邪恶的矛盾冲突。因之，东西方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原始类型”的本质上的相类之处。
东西方的戏剧亦然。作为体现西方戏剧成就的杰出代表莎士比亚和中国评剧艺术奠基人成兆才，虽然他们的成就不能相提并论，但是，考察他们在戏剧创作上的相类或相异的特征，对探寻戏剧文学的“原始类型”的影响是有所稗益的。
（一）
莎士比亚生活于英国的新兴资产阶级与王权间的矛盾日益加剧的时代。他崇尚自由，反对中古神道，并以人文主义思想为武器，将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的宗教的势力的矛盾与对立，视为善与恶的冲突。他认为，只有实现道德完善，才能出现开明的君王，继而建立开明的政治，国家和人民才有希望和前途。基于此，他以现实主义笔触“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⑶同时又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反映“时代的灵魂”，抒写其人文主义的理想。如在《享利五世》中，莎翁按照自己的审美观，将享利五世塑造成为道德完善的典型。哈尔王子青年时代逃出王宫，曾与鲁莽汉、酒鬼厮混；可是在他继承了王位，成了享利五世之后，不仅变得精明干练、公平正直，有主宰能力，还能听信忠言，体恤下情，成为理想的君王。此外像《无事生非》、《皆大欢喜》、《李尔王》等剧作都把社会的矛盾归结为善与恶的冲突。在他看来，只要在善与恶的矛盾中实现了道德完善，就能使人文主义理想付诸于现实。
成兆才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剧烈变动时代走上舞台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两次伟大的民主新潮流，给封建宗法制度以有力的冲击，可是滞后性的封建宗法意识却仍然横行无忌，于是他怀着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创作或改编剧本，扶正驱邪，惩恶扬善，其实质也是冀望于道德完善来实现其人道主义理想。不过，同是道德完善，成公却与莎翁的指归不同。莎翁是借助于道德完善来实现社会改革的理想，憧憬新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因而他着眼于上层社会，寄希望于君王的道德完善。而成公则重视芸芸众生的道德完善，以期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使人们同舟共济，安度余生。成兆才的这种审美观的形成，恐怕与农业社会的乡村道德意识有关，更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反馈。孔子曾把他的学说的核心——“仁”，解释为“爱人”，并将其视为最高的道德原则。在儒家看来，为消除各类社会的种种祸乱、怨恨的根源，为更好地谐调人际关系，就必须“爱人”。这实际上是中国式的人文主义思想。成兆才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艺术家，不仅对此认同，而且还以自己的艺术实践宣扬这种人道主义的伦理道德观。他根据元代戏曲家萧德祥的杂剧《打狗功夫》改编的《打狗劝夫》，就很鲜明地体现了他的这种伦理道德观，这出戏写桑氏见其丈夫赵连芳结交狐朋狗友，手足情薄，冷淡了前来借粮的胞兄赵连弼，于是杀死家中老狗，为其穿戴衣帽，悬于草棚中。旋又去酒楼寻夫，告之家遭横祸。连芳之友慌忙溜走，梁氏则劝连芳到兄长家求助，使二人重归于好。这出戏通过赵连芳的改邪归正，宣扬了剧作家的道德完善的审美意识。此外，他的《贤女化母》、《败子回头》等表现的也是这种主题意向。
虽然莎翁与成公的道德完善的指归不同，但都是人文主义思想为武器来惩恶扬善，憧憬未来的。
（二）
莎翁和成公基于他们惩恶扬善，抨击封建秩序的创作动机，都很重视塑造勇于反叛封建道德，敢于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形象。
莎翁在《哈姆莱特》中曾写道：“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这句经典台词反映了莎翁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在他生活的时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很低下，承受着封建宗法秩序的桎梏和禁欲主义的束缚，得不到爱情的自由和婚姻的自主。于是莎翁就以女性为突破口来抨击封建宗法制度。像摒弃种族偏见，与摩尔人私奔的苔丝狄蒙娜（《奥瑟罗》），不惜以死殉情的朱丽叶（《罗密欧与朱丽叶》，乔装改扮劝善惩恶的鲍西亚（《威尼斯商人》）等都是敢于向封建旧秩序提出挑战女性形象。
在成公的剧作中也不乏这种追求婚姻自主，勇于向旧礼教挑战的女性形象。如面对“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礼教大胆地追求感情生活的马寡妇（《马寡妇开店》），与未婚夫花园相会的张五可（《花为媒》），有胆有识，同恶势力不懈斗争的杨三娥。（《杨三姐告状》）等女性形象，在追求婚姻自主、反抗旧礼教束缚方面，与莎翁笔下的同类形象有许多本质上的相似之处。
然而，这两位艺术大师笔下的女性形象，毕竟产生于不同的国度与不同的时代，更活跃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因此她们也都各具风采。
莎翁笔下的青年女性往往是以私奔的方式来反抗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和禁欲主义。如《仲夏夜之梦》中的赫米娅与拉山德，《奥瑟罗》中的苔丝狄蒙娜与奥瑟罗等，都是把私奔作为反抗行动的。在中世纪的英国，教会左右着封建的家长统治，它所宣扬的禁欲主义，把正当的男女爱情也列在其中。这样，青年男女要实现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就必须冲破封建家庭和禁欲主义牢笼。因而私奔就成为争取个性解放、爱情自由的主要的斗争手段。
在成公的剧作中，绝找不到私奔，而他所关注的却是青年男女间的私通。在《美女恩情》、《横霸杀楼》等剧中，都把私通作追求爱情自由的方式。在中国封建社会，男女之间“授受不亲”已成为一种诫律。他们没有机会像朱丽叶与罗密欧那样，充分表达彼此爱慕缱绻深情，一旦感情爆发，就升华到顶点。这种由于爱的冲动而导致的私通，是一种反叛封建宗法秩序的进步行动。成兆才在肯定私通的叛逆意义的同时，也鞭挞了物质交易性的私通。或褒或贬，在他笔下是态度鲜明的。
（三）
出于道德完善和惩恶扬善的主题意向，莎翁与成公都以犀利的笔触，刻划了一系列奸宄的丑恶形象。尽管这两位大师笔下的奸宄形象的身份、地位有着悬殊的差异，但基本质都是“恶”的化身，都是实现道德完善的绊脚石，因之，他们对这类形象都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有力的批判。
可是，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的熏陶，他们所塑造的丑恶形象的内涵却有着明显的不同。莎翁笔下的丑类多是一种多重性格的组合体。正如普希金所说的，“莎士比亚创造人物，不像莫里哀那样，是某一种热情或某一种恶行的典型；而是活生生的、具有多种热情、多种恶行的人物”。⑷诚然，他写的夏洛克，既有吝啬、残忍的一面，也有锐敏、多智，热爱子女的一面；他写的葛罗斯特公爵，既有奸诈狠毒、花言巧语的一面，也有作战英勇的一面。这就使莎翁的丑类形象富于立体感和具象性。成公所塑造的丑类形象，大都强化了主要的性格特征，使之成了“某一种恶行的典型”。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是因为莎士比亚作为一个“向他的读者举起风俗习惯生后的真实镜子的诗人”，他的道德教训和原则都漫不经心地从口内说出，没有按善恶的公平合理的分布”。⑸这种忠实于自然的审美观，使得莎翁注意多侧面地映现出丑类形象的本来面目。成兆才塑造的丑类形象往往出于教化的目的，凝聚着作者的憎恶感情，使之更加典型化。其实，这并非成公的独创，而是他赓续中国戏剧传统的结果。
（四）
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戏剧，既有着本质规律的一致性，又拥有各自的美学观和审美趣味。莎翁与成公的戏剧艺术，正是以此为基点而独具风韵的。
从戏剧结构看，莎翁与成公的剧作大都采用开放型结构。欧洲的古典戏剧是以闭锁型结构为主体的，可是莎翁却以人文主义者敢于藐视古典主义为气魄，大胆地吸收了古典希腊和英国民间戏剧的优长，打破了束缚戏剧发展的清规戒律，对戏剧艺术进行了革新。他在创作中大量采用开放型结构就是他的革新的重要内容之一。或因为此，他的剧作遭到了保守派的贬抑，骂他是“江湖骗子”，骂他的剧作是“点缀着珠子的臭屎堆”。⑹然而，他的革新却得到了恩格斯的首肯与称赞，充分肯定了他在欧洲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
如果说莎翁出于反叛欧洲古典主义的戏剧传统而采用开放型结构的话，那么成公则是基于对中国戏剧传统的继承而运用这种结构形式的。特别是成公长期生活于底层，与广大普通民众生法在一起，开放型结构的剧情顺序发展，更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因而影响着他们的审美选择。
莎翁的剧作，一方面承袭了绮丽、雕琢的传统文学的语言，另方面又广泛地吸收了民间的口头语汇，从而使他的戏剧语言简洁生动、准确形象，而且富于个性化。正如莎学专家M•莫佐夫所说，“莎士比亚的每一个剧中人的语言都有独特的口气，每一个剧中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嗓音”。⑺
成兆才来自民间，又长期生活于民间，非常注意从社会底层生活中选取朴素、鲜活而又有表现力的语言。他的语言缺少莎翁的绮丽与哲理意味，却以生活化、口语化的精炼语言略胜莎翁一筹。
注：
⑴转引自乐黛云：《哈佛大学比较文学一瞥》。
⑵颜元叔：《谈民族文学》。
⑶莎士比亚：《哈姆莱特》。
⑷普希金：《论莎士比亚》。
⑸约翰逊：《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
⑹转引自施咸荣：《莎士比亚和他的戏剧》。
⑺M•莫洛夫：《莎士比亚传》。
——写于1992年3月1日（发表于《戏剧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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