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评袁良骏先生的《袁良骏学术论争集》 |
| 作者：赵朕 作于：2007-4-13 10:22:22 访问：580 评论：0（查看评论）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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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六十年来，我国的文学创作发扬了五四文学革命的传统，有着长足的进步。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问题，但在文学理论方面，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不同学术观点的论争却一直处于不到位的状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学术界的遗憾。
最近，有幸读到了袁良骏先生新出版的《袁良骏学术论争集》（以下简称《论争集》），使我的眼睛为之一亮。特别是久违了的“论争”两个字，更激起拜读的兴趣。这本论争集选录了袁教授自1959年以来的五十余篇学术论争文章，除了六篇文章涉及史学论争外，其他的四十五篇论文都是涉及鲁迅、现代文学和港台文学论争的。这些论争文章观点明确，有的放矢，逻辑推理，严密犀利，论证深刻，语言泼辣，在相当程度上承续了《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赵家璧主编）的优良传统，为廓清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歧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位哲人说过：真理愈辩愈明。其实，学术论争的目的，就是辨明真理的过程，就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沙里淘金，紫去朱显，由表及里，探颐有据，洞幽察微，辨清真伪的过程。袁先生的这本《论争集》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发扬了亚里士多德的“五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学术精神，敢于直面权威，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对于这一点，最为突出的是《要客观地评价曹操——向郭沫若先生请教》一文。写这篇文章时，袁先生正在北大中文系读二年级。当时他读了郭老的《替曹操翻案》后，觉得为曹操翻案“翻”过头了，就以“初生犊儿不怕虎”的劲头，写了这篇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郭沫若是我国权威的史学家，当时还担任着中国科学院院长和人大副委员长，可以说是位高权重，一般人是不敢得罪的。然而袁先生却出于维护真理的原则，针对郭沫若提出的曹操“承继了黄巾运动，把这一运动组织化了”的观点，通过层层剥笋般的分析，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我们肯定曹操的历史功绩时”，“必须正确地指出另一方面——作为镇压黄巾起义的刽子手的一方面，而不顾后者一味抬高，把曹操说成是尽善尽美，令人对他产生不应有的迷信！”对于曹操文学上的贡献，袁先生也不同意郭老的将建安时代文学的繁荣归功于曹操的观点，而是认为“一个时代文学高潮的形成，绝非某一个人的功劳”，曹操只不过“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罢了”。当年的袁先生以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客观地分析曹操这个人物，击中了郭沫若为曹操翻案文章的软肋，纠正了郭老以偏概全的错误立论，表现出果敢的坚持真理的精神。这种勇于与权威论争的思想品格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对于文学研究中的关于鲁迅和现当代文学以及港台文学中的一些问题，论者作为一位资深的研究者，更是当然仁不让地与某些权威观点进行了论争。譬如，对于鲁迅的评价，针对周扬“鲁迅是相对完人”的说法，提出质疑；针对林语堂、梁实秋、苏雪林、郑学稼等一些赴台老作家，以及台湾文学史家夏志清对鲁迅的偏见，袁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这些人“对马列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持有严重的偏见”，“也就不能冷静地、客观地分析、研究鲁迅走上马列主义道路的主观必然性与客观可能性，而只能根据一些望风扑影的主观臆测，匆促地做出一些无法自圆其说的错误判断”。对于大陆与港台作家对鲁迅评价的分歧，袁先生强调，“往日的左右对峙应该成为历史。需要站在新的高度，着眼于民族的整合与振兴”，重新“审视被蒙上形形色色历史烟尘的一切现代文化名人”，以便迈出“学术互补”的第一步，这对于廓清鲁迅历史评价的迷雾多有裨益。
此外，袁先生还针对严家炎把金庸封为“文学革命家”,将他的武侠小说推崇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这是“一种不符合金庸武侠小说实际的廉价吹捧”。在《再说雅俗》中他对金庸的武侠小说做了极为客观的分析，认为金庸“既是旧武侠小说的脱胎换骨，也开辟了武侠小说的一个新时代”，是当之无愧的“武侠小说改革家”，特别是他“努力吸取了‘五四’新文学乃至世界优秀文学的营养”，“大大提高了武侠小说的品位与档次”。与此同时，袁先生也指出了武侠小说“限制了金庸文学才能的发挥，使他的小说仍然无法摆脱旧武侠小说的痼疾”，因此，“武侠小说的低档次、低品位毕竟是金庸先生的致命伤”。在论述武侠小说的一系列论文中，论者本着鲁迅说的“好处说好，坏处说怀”的实事求是的精神给予了极为客观的评价。
论争性的文章较其他的论文更讲究论辩的方法与策略。在这本《论争集》中，袁先生运用得最为巧妙的论辩方法是自相矛盾法。这是借鉴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寓言故事，运用对方的观点、方法或言论来驳斥对方。譬如在论及“鲁迅的历史评价”时，梁实秋认为鲁迅尚“不够”“一个伟大的作家”，可是他在《关于鲁迅》中对鲁迅的文学成就又备极称赞。他说：“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鲁迅这样的也还不多见。”他认为鲁迅的小说“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而其杂文，则更见精彩”。在30年代梁实秋与鲁迅积怨很深，而在50年代却能够心平气和地评价鲁迅。我们从他前后矛盾的观点中看到了梁实秋晚年，摆脱个人积怨后的客观冷静的大家风度。再看一向以反鲁派自居的苏雪林，在她出于政治实用主义激烈反鲁的同时，仍然认为鲁迅的“小说的特色正与他的随感录一样，一是用笔的辛辣与深刻，二是句法的简洁峭拔，三是体裁的新颖独创”（《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特别是宣扬鲁迅不过是“三流作家”的徐复观，对鲁迅的贬抑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可是他在《漫谈鲁迅》中竟然赞扬鲁迅的文字是“惜墨如金”，“全篇无一句废话，无一个闲字，精炼泼辣，能以寸铁杀人”。这几个显例，都是以对方的观点来驳斥对方。对其本人的观点来讲是前后自相矛盾的，然而白纸黑字，昭昭然而赫目，无法自圆其说。面对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论辩，反方只得哑口无言，是无法信口雌黄地狡辩的。可见这种论辩的力度是相当坚实有力的。袁先生正是运用这种论辩方法，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无须多用笔墨，反方已经没有反驳的余力了。
我国文学研究的弱项就是屈从权威观点有余，坚持个性见解不足，因而常常导致人云亦云，遮盖了真理的辉光。然而，论争是需要勇气的，有些学者，为了不伤和气，对错误观点听之任之，造成假象招摇过市，贻误了广大读者求得真知。袁先生是位勇于探索真理和坚持真理的学者，他的《论争集》中的50多篇论文生动地为读者勾画出他的思想品格，扫描了他求索真理、坚持真理的雪泥鸿爪。这不仅丰富了学术艺苑的斑斓色彩，也为开展学术论争树立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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