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失去主席的日子 |
| 作者：尔文 作于：2006-8-30 16:43:33 访问：472 评论：1（查看评论）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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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倒流三十年，1976，那真是一个天塌地陷的凶年。元月8日，痛失周总理；7月6日，朱老总逝世。悲痛一次再次重重地撞击着亿万中国人的心灵。在中国人习惯的思维定势里，认为吉凶福祸事不过三，然而那却是一个多事之秋，世事多违人意。7月28日，灾害再一次降临中国大地，京畿唐山，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地震，倾刻之间将一座城市连同24万无辜的性命一口吞掉！强震过后，余震不断，举国上下迅疾卷入抗震救灾之中，进入高度紧张戒备状态。
尽管凶象叠起，因为那时毛主席健在，老人家的崇高威望真的就象天上的太阳照亮大地上的一切，照亮人心，人人都感到有希望，整个社会并没有出现特别惊慌恐惧的气氛。日常工作正常进行，防震救灾有条不紊，各级领导一声令下，凡是有条件的单位和居民都在室外搭棚，不分男女老幼，一家人聚棚而宿，城市乡村形形色色的防震棚，成为那个特定年份中国大地上一道显示我们民族坚贞不屈精神的独特风景。时光在一种不祥的预感中仿佛被拉长，让人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恐惧的情绪也随着时光流转被渐渐地消磨、冲淡。人们宁肯相信灾难或许已经过去，又开始为当时所谓的革命和生产而奔忙，简陋的防震棚已不能满足劳累一天人们酣睡的需求，多数人已经从棚里搬回家中。处于一种责任或例行公事，每个单位的防震值班照例还在坚持。
那时我是一个乡下供销社的职工，９月８日夜晚正在办公室值班。限于当时的条件和我所掌握的防震知识，我把办公室的电灯开关绳拴在一只空酒瓶的瓶口处，将酒瓶倒置在办公桌上，酒瓶底子上面再倒放一只自行车铃铛，一旦稍有动静，酒瓶跌倒坠落可以拉亮电灯，车铃落地可以发声报警。一切安排停当，我就把两个长条椅拼起来开始睡觉，大概在下半夜酣睡之际，我突然被身边的铃声惊醒，当时酒瓶虽然倒了却没有滚离桌面，所以并没有把电灯开关挣开。我一个激凌从条凳上跳起来，摸黑拉亮电灯后，眼睛被灯光剌得什么也看不见，下意识地在心中迸出两个字：地震！然而镇静片刻，却无异常，听听四周，依然一片寂静；看看窗外，也是一片漆黑，并无地震常识中介绍的那种所谓的地光。心想刚才虚惊一场的瓶倒铃震事件，或许只不过是老鼠或蛐蛐之辈所为吧，我给自己壮胆之后，又小心翼翼地打开门走到外面，当我在院中刚一站定，忽然“啪”的一声，如同爆竹一般的响声从空中传来，简直如雷轰顶。我半天才楞过神来，顺着响声细看，原来是单位里的一面“农业学大寨”红旗，昨天下乡劳动回来插在院子里，夜凉起风，偶尔突然一摆，在寂静的夜空里声效显得特别强烈、恐怖，又正巧让我碰上。
9月9日，又是一个燥热而郁闷的日子，公社依然安排全天下乡，到附近一个生产队收割稻子。上午大家兴致还高，撑到下午两三点钟就难熬了，我头天晚上一夜折腾，感觉有点头昏眼花，三四点时简直就撑不下去了。这时忽然有人大喊，赶快收工到公社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重要新闻。大家先是一楞，随即各各怀着惊恐和猜疑向公社一路跑去。当时不知道别人都想些什么，我则认定这次是真的要发生地震了。往回跑的路上，前面一个人带着哭腔告诉我：毛主席不在了！一路上我也隐隐约约听到好象谁逝世了，但却绝对没有想到竟然是毛主席。听他这么一说，我的眼泪当时就流了下来。
跑到公社，刚往地上一坐，听到高音喇叭播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播到这里播音戛然而止，人们面面相觑，只是在心里想总理不是早就不在了吗，怎么现在又重新报道？当时谁也不便议论，谁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时隔二十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与地方电台一位编辑重提此事时，他说他曾就此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专家夏青先生请教过，据说是因为悼念活动一类的磁带放在一起，播音员悲痛、慌乱之中拿错了片子，造成播音失误、中断。大约不到半分钟，广播又重新播出那段让经历过那个时代那一时刻的人们永远难忘的文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
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贫穷然而自信，任何困难和打击似乎全不放在心上。虽然周总理、朱老总两颗天上的巨星陨落，地上塌陷一座城市，然而毛主席毕竟健在，天上还有太阳，而现在失去了主席，那就真的是天塌地陷了。公社里聚满了听广播的群众，无人能撑起来有效地组织这空前的悲痛欲绝的场面，任由每一个在场的人尽情地倾注悲痛，男人们大都在无声地哽咽，女人们失声的恸哭更是令人心碎，大家谁也顾不上管谁，谁也不去劝谁，直到哭得有人晕倒被送到卫生院，人们才开始渐渐解散各自回家。这是我一生中从未见到过的如此至广至深的悲痛，除了“普天同悲、痛彻心扉”八个字之外我真不知道还能用什么更确切的词语来形容。一些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那种场面不知天高地厚的所谓先锋、前卫之辈，竟然说那是一种迫于当时政治压力的悲痛，是一种虚伪造作的眼泪，实在是缺乏常识和良知，实在是信口雌黄。
中共中央决定9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11日至17日各单位自行组织吊唁活动。10日下午，我们单位决定设立灵堂，我和几位年轻同事主动承担起扎花圈的任务。我和同事们一致意见，应该在花圈上体现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和我们的缅怀之情，我负责总体设计、扎架子，安排女同事剪纸扎花，男同事做铁锤、镰刀、麦穗、五角星。因为缺乏经验和专业技巧，有些图案做的根本就不象，只好做了又拆，拆了又做，整整一夜没合眼，总算达到了令我们自己基本满意的水平。第二天单位领导看过后，请公社党委常委、妇联主任亲自来检查验收。听说她把关非常严格，有好几个单位都没有在她手下过关，已经责令返工了。我怀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她下结论。只见她上下左右打量一番，又板着面孔很严肃地盯了好大一会儿，任何态也没表，却招呼单位领导一起走到办公室外面，小声商量一会儿，然后单位领导单独走回来对我讲，把花圈抬去跟公社换一个。我问那为啥？单位领导说因为咱们扎的花圈比公社的花圈大。我说我们整整熬了一夜当然扎的大，他们不也可以扎大点嘛！妇联主任可能是听到我和单位领导争执起来，就过来压服我说，你们单位的花圈超过了公社党委的花圈这是个原则问题，谁要是坚持不换，将来后果由谁自负！我一听她拿大帽子压人，当时也上了劲，立马就回敬她一句：我们扎的比公社的大是我们对主席的感情问题，你们扎的比我们的小是你们对主席的态度问题。妇女主任听了后气呼呼地说，我看你还不得了嘞！说完转身就往外走，单位领导慌忙上去拉着她的手要挽留，妇女主任极不耐烦地膀子一甩，一个趄趔气走了。最后的结局，到底还是得下级服从上级，花圈注定是非换不可了。不过公社的处理还是很有分寸的，用他们的两个换了我们一个，并且很照顾情绪，也没叫我们动手，送、取都是由公社干部们亲自干。那时我年轻，很长时间对这件事一直是耿耿于怀。时隔三十年现在想来那时的公社基层干部们也算够宽容，够通情达理的了。
另一个重要任务是为主席写悼词。当时中央的追悼大会还没有召开，悼词尚未见报，我也从没写过这一类的文章。但是那时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接下任务不仅丝毫没有感到作难，反倒有一种天降大任的得意，提起笔来居然洋洋洒洒无师自通，连夜写成了五六千字的追悼词。文章结构倒不复杂，内容却情真意切，文笔也算说的过去。第一部分是缅怀主席的丰功伟绩。“南湖湖水迎风荡，苍茫大地露曙光。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每一段都用类似这样的句式开头，分五个段落追忆毛主席在各个革命和建设历史时期的伟大功绩。第二部分是表达对主席的效忠之情，也是五段。模仿高中时学过的斯大林《悼列宁》的句式，每段开头都用“敬爱的毛主席，我们谨向你宣誓……”领起。悼词的内容用现在的眼光、现代人的感情看来，也许可以挑剔它正统、空洞、迂腐甚至可笑，但是在当时在我们举手宣誓的那一刻，我们的感情却绝对是发自肺腑的，是严肃神圣、带着一颗十分真诚虔敬之心的。
人类的今天总是由昨天走来，如今是我们民族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谢世三十周年，我们有责任真实地记录下那个年代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蚁民们卑微却真实的行迹，原版复制出那个岁月的时代情愫与精神诉求，好让今天的人们和我们的子孙去解读、品评那一段历史时光的丰富含义，去催生我们今天的激情、梦想，矫正行进的身姿与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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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其文，交其人。 |
游客 |
<2006-9-1 11:1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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