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世纪香港儿童文学本土化与现代化的进程 |
| 作者：百合 作于：2006-3-21 18:16:35 访问：1142 评论：0（查看评论）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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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香港儿童文学本土化与现代化的进程
杨俊霞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香港儿童文学与大陆儿童文学同根同源，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因着它独特的社会、政治、经济、地理环境，又呈现其出独特的本土化和现代化特征。这种特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儿童文学的成熟和发展期表现得尤其明显。
关键词：香港儿童文学；本土化；现代化；特征；进程
香港在1997年回归祖国之前，属于英国的殖民地。和其它英属殖民地不同，香港一直没有发展成用英语进行文学创作的传统，中文创作始终占据着香港文学的最主要空间。香港儿童文学一直在从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中汲取着营养，和大陆文学联系紧密，成为中国儿童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香港社会政治经济的特殊环境，香港儿童文学又呈现出自己独特的风貌。半个多世纪以来，香港的儿童文学作家辛勤劳作，给香港少年儿童提供了宝贵而又丰富的精神食粮，引导着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香港儿童文学创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五个时期，即孕育期、开创期、转折期、发展期、蜕变期。本文试图从香港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探求其本土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20世纪的香港文化，本身具有一种殖民文化现象。后殖民主义的评论家在探讨殖民地文化和文学时，常常由一系列的概念、范畴等组织起来思维框架。这个框架主要有主体与客体、自我与异己、本土与他者、东方与西方、宗主国与殖民地、近代与现代、落后与先进等概念与范畴。最具特色的中心范畴是“本土”(native)与“他者”(theother)及其“关系”。在西方，西方是本土，东方是“他者”；在东方，东方是本土，西方是“他者”；在香港，中国是本土，英国是他者。由此推衍开来，本土作为主体、自我、民族、种族等，具有自己的范畴与体系；他者作为客体、异己、国外等，显示外在于本土的身份和角色。在香港儿童文学的孕育期和开创期，本土化是一个逐渐觉醒和萌芽的过程；在香港儿童文学的转折期和发展期，本土化造就了真正的香港儿童文学；在香港儿童文学的蜕变期，本土化和现代化成为香港儿童文学的两大特征，从而推动香港儿童文学以其独特的风貌迈进世界华文儿童文学的行列。香港回归祖国前，香港的政府机构、法律、商业、教育乃至有关媒体，英语为主，中文为次，宗主国以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占香港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华人身上，民族主体意识和文化不能得到应有的位置。但是，正是由于这种民族意识的压抑，身处其境的香港本土儿童文学作家的“本土意识”才得以激发与唤醒，使得一批本土作家的本土作品绽放出浓郁的“香土”的芬芳。同时，20世纪的香港，“在没有工业革命物质变化的条件下，成为西方文化工业的延伸。”正是这种物质文明的熏染，使香港儿童文学呈现出不同于大陆同期儿童文学现代化的个性特点。香港儿童文学的现代化，与香港国际金融和商贸中心的社会地理环境关系紧密。正如黄庆云所说，“香港是资讯发达的社会，文学对世界潮流反映最敏感的。”香港儿童文学，“是对世界潮流能迎头赶上”。这应是香港儿童文学表现出的独特的现代性的主要原因。
一、孕育期（20世纪20—30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气息“北风南渐”，香港儿童文学受其影响开始觉醒与孕育
20世纪之初，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文化发展较迟，素有“文化沙漠”之称，儿童文学更是一片空白。
1．香港儿童文学的孕育，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
1925年1月28日，香港最早的儿童文学副刊《大光报》“儿童号”诞生，作为一份宗教报纸，该副刊既有儿童生活的描写，也有宗教宣传的故事，内容大体是健康向上的。20年代末期，鲁迅、茅盾、胡适、陶行之等知名作家、教育家先后到香港进行演讲、座谈，带来祖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气息，香港儿童文学受其影响而开始有些觉醒。
2．抗战期间，大批中国内地的文化人南下到港，启蒙引导、推动了香港儿童文学的发展。
他们搞创作、出刊物、办出版社，一时颇为活跃。他们用自己的精心劳作，促进香港的文学创作，同时还为香港的儿童文学作启蒙引导，推动香港的儿童文学发展。当时，香港的一些报章陆续开辟了儿童副刊：1936年6月，《大众日报》的儿童副刊创刊；1938年8月，《文汇报》的“儿童园”副刊创刊；1939年《大公晚报》的“儿童乐园”副刊创刊。这些副刊刊登的文章主要是“向儿童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本地色彩和文学成份，并不是很多”。积极为这些副刊投稿的南下作家有胡愈之、严文井、陈伯吹、司马文森、丰子恺等。在中国内地作家的积极推动下，香港儿童文学就象一粒充满生命力的种子破土而出。
二、开创期（20世纪40年代），以香港本地青少年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开始诞生
1．20世纪40年代初，香港有史以来第一份儿童杂志《新儿童》半月刊创刊
香港儿童文学开始起步。1941年6月，由曾昭森（迁港的岭南大学教授）倡导并从经济上加以支持，《新儿童》半月刊创刊。他邀请黄庆云（岭南大学科学研究所研究生）出任主编，这是一份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儿童杂志。当时，许多著名学者和作家都非常支持这份少年儿童杂志并经常给它供稿。1941年，执教于香港大学的许地山以“落华生”的笔名，为《新儿童》半月刊写了《萤灯》和《桃金娘》两篇童话。另外，“知名作家如严文井、鸥外鸥、索非、林檎、胡春冰、桦橹，教育家庄泽宣、曾昭林、朱有光等长期为教师之页和父母之页专题撰稿”，“1948年第二次回港复刊以后，更有吕志澄、丰子恺、黄谷柳、胡明树、贺宜、柳木下、金近、金帆、华嘉、包蕾、仇重、鲁兵、施雁冰、谢加因、严大椿、姜天铎”等动笔给《新儿童》写稿。该刊影响很大，当年喜爱它的小读者，后来有不少成了有名的作家和画家。比如香港儿童文学的重要作家何紫，就曾坦言他是受黄庆云主编的《新儿童》指引而走上儿童文学的创作之路的。
2．黄谷柳的长篇小说《虾球传》的出版，昭示了描写香港青少年本土生活的优秀作品的诞生
1941年，大平洋战争爆发。同年12月，日寇南侵，香港沦陷。《新儿童》在香港创刊七个月后，被迫迁移至大后方桂林出版。从香港沦陷到日本投降，在近四年的黑暗日子里，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文艺备受摧残，香港儿童文学园地也呈现出一片荒芜景象。抗战胜利后，许多文化人再度到香港。在南下作家的关心和支持下，香港的儿童文学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谢加因发表了童话《小米鼠》、《阿丽奇遇记》、《金鸭王子》、《纸鸢》、《也是国》和童话剧《时间——生命的锁匙》等，胡明树写了《大钳蟹》、《小黑子失牛记》、《初恨》，郑江萍写了《马骝精》、《刘黑仔》，华嘉写了《森林里的故事》，谷柳写了《大笨象旅行记》及以香港本地青少年的抗战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虾球传》，黄庆云出版了《庆云短篇童话集》（共五本）。1948年11月，曾昭森独自从《新儿童》半月刊1至8卷中选出各类文章，编成《新儿童丛书》共50本。同年，司马文森为智源书局主编《新中国儿童文库》出版发行。以上这些儿童读物的出现，大大丰富了香港儿童文学的出版事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谷柳的长篇小说《虾球传》的诞生，昭示了描写香港本土生活的优秀作品具有着独特的地域魅力。
1947年5月，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成立儿童文学研究组，掀起了华南儿童文学运动。在这个运动的推进下，香港各大报刊，竞相出版儿童特刊，刊登儿童文学作品，如《星岛日报》的双周副刊“儿童乐园”，《华侨日报》的“儿童周刊”，《文汇报》的“新少年”，以及《大公报》“家庭版”的“儿童园地”等等。黄庆云回忆说：“（当时）投稿的作家群就更庞大了……把少年儿童读物的内容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三、转折期（20世纪50—70年代），香港开始孕育出本土的“儿童文学作品”
这一时期是香港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1．20世纪50年代初，香港儿童文学曾出现断层现象
新中国成立前后，大批文化人纷纷回内地，参与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使香港文化出现青黄不接现象；这一时期，英国还在香港实施殖民统治，在意识形态上与新中国存在很大的分歧；20世纪50年代伊始，香港仍处于战后恢复阶段，后来，经济虽然逐渐复苏，但是儿童文学创作却一度冷落下来；《新儿童》半月刊在港停刊，再次迁穗，在内地出版，其它儿童书刊的出版，日见衰落。再加上来自大陆的少年儿童出版物，因改用简体字本，对香港少年读者来说，产生了阅读的隔阂；当时，少儿出版物经营的回报率很低，印刷条件大部分局限于手工石印分色，出版周期长，客观上也造成了出版少年儿童读物的困难。由于上述原因，香港儿童文学创作曾一度处于低谷状态。
2．20世纪50年代初，香港的儿童连环图书首先发展起来
在香港教育制度的限制下，学校看重课堂教学，学校功课沉重，儿童的课外阅读普遍受到忽视，少年儿童阅读课外书籍的时间极少，除了听广播、看电影之外，连环图书就成了孩子们新兴的选择。于是，在短短的三、四年间，连环图书形成一股潮流。可惜这些大批出版的连环图书，与儿童文学沾不上边，有些还涉及暴力、色情。很多家长及正规学校的教师，也严禁他们的子弟与学生阅读这类图书。直至1953年1月，《儿童乐园》半月刊创刊，这种局面才有了变化。
《儿童乐园》由罗冠樵主编，它“一方面顺应潮流，以大量的图画为主”，“另一方面，取香港少年儿童的健康生活为创作素材”，加上鲜艳的颜色，精巧的画工，不但吸引了一批原来阅读连环画的儿童，还得到教育工作者和家长的赞赏，办得相当成功。1959年，《小朋友画报》双周刊创刊，它同样以健康精美的连环图故事受到小读者的欢迎。这两种刊物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出版了数十年，直到九十年代才相继停刊。创办于五十年代的这两种儿童刊物不仅对当时大量出版的低级趣味的连环图书是一个有力的挑战，而且还推动了50—60年代香港报刊出版业的繁荣，加速了香港儿童文学的恢复和发展。
3．20世纪60、70年代，香港开始孕育出本土儿童文学作品
香港丽的呼声有线广播公司的儿童节目主持人刘惠琼，以其具有强烈本土意识的童话创作开辟了属于香港的儿童文学。刘惠琼，1924年生，广东中山人。1946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教育系，1948年进入香港丽的呼声广播电台，1956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攻读儿童心理学，1960年创办《儿童报》，晚年专注于儿童教育工作。自1949年至1978年间，她“不停地写，愈写愈起劲，愈写愈有趣。写下的生活故事、童话、寓言、儿歌和谜语多不胜数”。她已出版的图书有《一个奖章》、《田螺姑娘》、《母猪沟》、《一个节日》、《聪明人》、《一块钱》、《玩具国》、《一枝低音口琴》、《七颗珍珠》、《千变怪》、《金鱼公主》、《动物园的秘密》、《尖尖圆圆和白胡子》等三十余种。此外，一批在香港本土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以服务少年儿童为志向，开始执笔为少年儿童写作。对各种不良漫画、“小人书”、“公仔书”的侵蚀，作了不遗余力地斗争，金依（张初）、何紫、阿浓（朱溥生）、纪容（吴羊璧）、海辛（郑辛雄）等人的作品，以本地少年儿童的生活故事为主，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时代特色。其中，何紫强烈的社会意识，阿浓卓越的创作力，都为广大读者所赞许。
四、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香港本土儿童文学具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
1．20世纪80年代，香港政府、社会团体和出版社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儿童课外阅读、促进儿童文学发展的措施
20世纪80年代初，政府把图书馆服务，由社区推广到学校，官方津贴的中、小学，每位学生都可以获得图书津贴；教育署专门举办“中学课外阅读之实施”以及编写出版“中学课外阅读书目表”。1981年11月，香港儿童文艺协会成立（首任会长是何紫）。协会自成立之日起，每年都举办儿童文艺活动，对香港儿童文学的繁荣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1981年至1985年间，香港出现了三个儿童文学创作奖：市政局举办的“中文儿童读物创作奖”（1981），香港儿童文艺协会举办的“儿童文学创作奖”（1983），香港最大的儿童读物出版机构——新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举办的“新雅儿童文学创作奖”（1985）；香港电台电视台也推出一系列儿童节目，80年代后期，还举办了“80年代最佳儿童故事”选举活动，并选出12本有代表性的本地儿童文学佳作。这一时期，香港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富裕，家长也普遍重视子女教育。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香港儿童文学的发展。
此时，香港的出版社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著名的有世界出版社、山边社、雅苑、明华、绿岛等。儿童杂志也热闹一时，有《阳光之家》、《大拇指》、《米奇老鼠》、《儿童俱乐部》等十几种。1989年9月，香港有史以来第一份《儿童日报》创刊，这是全亚洲第一份全彩色印刷的儿童报纸。
由于香港市政局的重视和支持，由于社会团体、出版机构、电视媒体等的积极推动，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儿童文学创作更加丰富，题材更广阔且形式愈趋多样化、社会化，创作队伍也日渐扩大，除前文提过的何紫、阿浓、金依、海辛、羊壁等之外，还有严吴婵霞、宋诒瑞、东瑞、周密密、何达、金力明、陈文威、潘金英、潘明珠、阮海棠、陈淑安、陆赵均鸿、李文健、李伟才、李援华、杜国威、方竞生等。
2．20世纪80年代香港儿童文学的另一个喜人现象是加强了对外交流
1980年11月，离港三十多年的黄庆云重访香港，与热心香港儿童文学的作家何紫、阿浓等就“今日香港的儿童读物”问题进行热烈研讨；1981年5月，香港诗人何福仁采访前来香港访问的台湾儿童诗作家林焕彰，谈台湾童诗的发展；1983年，邀请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和台湾儿童文学作家林良、谢武彰、郑明进来港讲座；1984年，举办“欢迎中国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叙会”、“港沪儿童书刊面面观座谈会”，请陈伯吹主讲；1987年4月，派出严吴婵霞、阿浓、何紫等10人，前往上海参加沪港儿童文学交流会；1988年主办港台儿童文学交流会；1989年，举办“儿童文学国际研讨会”，出席者有中国大陆、台湾、澳门及东南亚各国代表。以上这些交流，表明香港儿童文学已经具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并开始走出国门。
五、蜕变期（20世纪90年代），香港儿童文学在蜕变中得到提升和肯定
在香港的历史上，20世纪90年代是个特殊的转折期。1997年，香港结束了一个半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回归祖国。在回归前后特定的历史时期内，香港儿童文学接受了一次实实在在的考验，并在考验中发生蜕变，在蜕变中产生新质。
1．儿童文学出版在沉浮中开始转型
“系列丛书”成为20世纪90年代儿童文学出版的主要形式之一。由于回归前移民潮的汹涌，造成了社会上一定程度的动荡不安。在香港这样一个商业社会中，文化常常受到经济的重大影响。刚刚进入20世纪90年代，香港的少年儿童读物，呈现了滞销的现象。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步履维艰。1991年，儿童文学作品的出版总数，居然还不到100种。在剧烈的竞争中，不少少年儿童读物，都偃旗息鼓。《儿童日报》首先宣告停刊。接着，《变形豆》（前身为《小朋友画报》）、《儿童乐园》也相继结束，具有近70年历史的《华侨日报》停刊，该报的“儿童版”也随之结束，《快报》也宣布关门，其儿童副刊也一同消失。另外，1995年随《星期天周刊》的停刊，一份富有本地特色、吸引小读者的漫画《黄巴土》周刊也曾一度停刊（次年此周刊以双月刊面目复刊）。“潮涨潮落，是大海的表面现象，而后浪推前浪，更是大海的规律。”正当出版业处于低潮的时侯，由黄东涛（东瑞）、蔡瑞芬夫妻创办的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开业了。获益公司以“获智趣，益身心”为宗旨，把出版高质量的青少年文学读物、中小学生课外图书放在第一位，兼及知识性、实用性和文学性书籍。因此开设了“欣赏系列”、“青果系列”、“青苗系列”、“妙趣系列”、“散文系列”、“旅游系列”、“知识系列”、“获益文丛”、“收获文丛”等出版项目。《青果系列》（个人专集）目前已出版十余种，有阿浓的《波比的诡计》，潘金英的《神奇牛仔裤》，周密密的《大个仔计划》，刘素仪的《反斗三星》，金力明的《会变颜色的乌鸦》，黄东涛的《一百分的秘密》，陈华英的《雪乡假期》，阿浓的《因臭得福》，潘金英、潘明珠的《宝石合桃》，何达的《喜爱儿童的果树》，宋诒瑞的《少年的烦恼》，严吴婵霞的《谁是麻烦鬼》等。《欣赏系列》（作品合集）有《苍蝇能变大象》、《我的第一次》、《美丽的香港》、《考试五日情》等。在香港出版业处于低潮的情况下，这两个系列无疑“代表着一种对健康文化的信心、执着以及一种不使之停滞的承接和发扬”。此后不久，新雅出版公司以极大的魄力和反复慎重的筹划，出版了“香港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系列”。这个系列被许多人誉为香港儿童出版界“里程碑”式的作品，“可列为高层次、高水平、高格调的制作，也是对从不计较名利的香港一群儿童文学作家默默耕耘的极大精神支持、肯定和鼓励。”“这诚是近十年香港出版界的盛事、香港儿童文学史上值得一载的一页”。
2．儿童文学创作队伍在不断的流失、回归中，得到不断的充实
20世纪90年代，香港儿童文学创作队伍有较大变动，一方面，创作人才流失严重，阿浓、金依、杜渐、刘惠琼、陈华英等人陆续移民离开香港，何紫因病去世。另一方面，新的创作人才和创作因素的融入又使创作队伍得到充实。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黄庆云回港定居，重新投入香港的儿童文学创作；同时又有黄虹坚、关夕芝等中国内地儿童文学作家来港，很快就在本港儿童文学创作园地里写出新成果；一些移民他国的儿童文学作家常常把作品寄回香港出版；一些扎根于香港的儿童文学作家，更是经住各种挑战，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来。
3．在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转折中，香港儿童文学的历史地位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在蜕变中得到提升和肯定
这种状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香港政府对儿童文学力度更大的关注和支持，比如拨款赞助香港儿童文学作品的出版，拨款促成香港儿童文学资料的搜集和研究，提高儿童文学创作奖的奖金，使其与成人文学创作奖的奖金一致等措施，都显示出儿童文学地位的重要。二是在对外的交流合作中，“已得到两岸同仁的认可，并且作为中华儿童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开始迈向世界”，成为世界华文儿童文学的一部分。总之，面对历史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儿童文学，仍然有着较大的发展。
六、香港儿童文学，以其鲜明的本土化和现代化的显著特征，成为世界华文儿童文学的一部分
香港儿童文学扎根于香港社会的土壤中，它与大陆、台湾、澳门的儿童文学相比，既有相同之处，也有自己的特点。它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儿童文学的“香土”特色上。关于“香土儿童文学”特色的内涵，黄庆云在分析香港儿童文学作家的特点时，有这样一段精辟的概括：“香港地理环境特殊，土生土长的固然是香港人，而来自中国大陆的，来自东南亚华侨家庭的，来自澳门等等的人，一旦扎根于香港，很快就融入香港社会与香港的文化。现在的儿童文学工作者队伍就是由这些人建立和发展起来。根是中国人，扎在香港的土地上，其作品常常蕴含着湛深的中国文化和拳拳的海外赤子的情思，这也是香港文学氤氲着的‘香’，不是其它乡土可发出的。”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香土儿童文学”涵盖的两大特点，其一是作为中国人根的情结的“本土化”特点，其二是来自不同地域的作家与香港这个现代化大都市相碰撞相融合而产生的开放的“现代性”特点。
1．香港儿童文学的本土化特征
香港儿童文学的本土化特征大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作品多取材于香港本土生活。香港儿童文学作品，取材虽然多样，但却大都与香港儿童生活密切相关，不少作家通过各种生活故事，描述孩子们在学校、家庭中遇到的趣事，反映他们在成长中遇到的问题，从不同角度，把孩子们在平凡生活中的多种心理和行为，立体地揭示出来，形象地描绘出来，使小读者读来倍感亲切。这类作品大多风格温馨亲切，语调温存体贴，往往是在娓娓的叙事写人中，对孩子进行指引和疏导。比如黄虹坚的小说《紫裙子》，作品的主要人物之一邓老师，说话总带着微笑，而且从来不高声。如果上课有谁吵闹，“她只是定定望着你，轻轻摇摇头，好像在提醒你：‘现在是上课啊！’又好像在替你惋惜：你已经是高年级了，怎么还这么不懂事啊？这一来，连最淘气的同学也会安静下来，不再捣乱了。”由于邓老师的影响，小主人公兰仪回到家里对妈妈说话时，也很斯文、有礼貌，相比之下，妈妈开始后悔自己的言行太粗鲁了。作品摒弃说教，让人在作者营造的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受到教育。
二是作品注重强调本土意识。严吴禅霞的《姓邓的树》、何紫的《别了，语文课》、《奇怪的圣诞包裹》等都表现了这一主题。《姓邓的树》中的小主人公邓家栋将要离开故乡“新界”之前，那种对故乡深深的眷恋之情，以及那种日后学成归来，要建设好家乡的远大抱负让人难忘；《奇怪的圣诞包裹》中远离故土的叔公，想要“地道乡土”“地道花种”培育出的“中国菊”；《别了，语文课》中的陈小允随家移居中美洲，为过去自己反感中文课而深感内疚。如此种种，浓浓的本土意识溢于言表，拳拳的赤子之情令人动容。
三是形成了香港本土儿童文学的作家队伍，组建了本土儿童文学文艺团体，创办儿童文学的出版机构并隆重推出本土作家的作品系列。这些既是香港儿童文学得以独立的必要条件，又是其本土化发展的重要标志。
2．香港儿童文学的现代性特征
香港儿童文学的现代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反映比较浓重的现代都市色彩的童话作品居多，我们称之为“现代都市童话”。比如阿浓的《因臭得福》和《波比的诡计》共包括有四十篇都市童话，多是反映绿色事物在城市的消失，人和大自然的关系等主题，颇具现代人现代意识。周蜜蜜更是以写“现代都市童话”见长，她的《小“街霸”》、《落网和新生》等作品，就是以香港中学生王子伟的生活经历为线索，象创作电视连续剧一样，连续写了四十篇都市童话。另外，何紫的《二十六篇短篇童话集》，黄庆云的《皮鞋兄弟》，潘金英、潘明珠的《喷泉的心愿》，陈华英的《寻找荧火的日子》等等，都属于“现代都市童话”这一类作品。这类作品和香港当代小读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和生活习惯非常接近，因此很受欢迎。
第二，与香港社会快节奏相适应的精短作品较多，我们称之为“快餐作品”。这些作品篇幅短小，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形式随便，非常适合香港人的现代快餐式阅读习惯与阅读口味。如阿浓的童话，每篇八九百字的居多；陈华英、潘金英的儿童小说多为千字左右；金力明的寓言、童话短的仅有四五百字。这种快餐式的儿童文学作品数量之多，与香港作家商品化的生命情境和“爬格子的动物”的生存状态不无关系，因此有些作品未免缺乏深厚的文化艺术内蕴。
第三，香港社会的高度文明，使儿童文学的科幻题材十分广泛，这类作品多以“科幻故事”的形式发表，我们称之为“科幻作品”。这类作品的内容大多是探讨人和自然、科学、社会的关系。“新雅”出版社每年的儿童文学奖都有此类优秀作品,如《电脑神童》、《一个昆虫与青草的国度》、《不死的灰白体》等。“科幻作品”中，李伟才、东瑞的作品较有代表性。
3．香港儿童文学的不足
香港儿童文学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在体裁方面颇为失衡，比较偏重于童话、寓言、动物故事等，相对来说，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较为薄弱，儿童诗特少；其次，儿童文学作家队伍虽然少而精，但毕竟不够壮大；文化界对儿童文学作品的评论和扶植工作还比较薄弱。
综上所述，素有“文化沙漠”之称的香港，经过几代作家几十年的奋斗，到20世纪80、90年代，儿童文学已渐成绿洲，香港儿童文学的本土化与现代化风格已初步形成。香港，有一大批儿童文学作家热心于为少年儿童创作、铁心坚守着阵地；有一批又一批文学新秀的不断加盟，痴心为儿童文学进行着创作；加上一些成人文学的知名作家如舒巷城、夏易、陈娟、谢雨凝、张汉基、骆宾路等，在创作成人作品的同时，也一直顾及和浇灌着儿童文学这块绿洲。香港儿童文学正以其独特的现代特征，汇进中国儿童文学的巨流，融入世界儿童文学的新潮。
参考文献
① 黄庆云，《非结束语》、《香江儿梦话百年》（六十至九十年代）。明报出版社，1996年12月初版。
② 黄庆云，《香港当代文学精品·儿童文学卷》序言，长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8月版。
③ 周蜜蜜，《香江儿梦话百年》，第100页，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6年12月版。
④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2001年5月第二次印刷。
⑤东瑞，《香港儿童文学的现状和隐忧》、《香江儿梦话百年》（六十至九十年代），明报出版社，1996年12月初版。
⑥叶维廉，《殖民主义、文化工业与消费欲望》，见《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转引自张首映《西文二十世纪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2001年5月第二次印刷。
作者简介：杨俊霞（1967—），女，河南淮阳人，汉族，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港台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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